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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鹤滨:曾在“红墙”内
文章来源: 日期:2009年09月24日

  在公众的印象里,“核工业”总是带有一份神秘的色彩,其中的工作人员则是隐姓埋名,不为人知。不过在离休20多年后,今年85岁的原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局长王鹤滨显然成为公众人物:为几家出版社忙着写书、参加中央、北京、凤凰、上海等多家电视台的节目录制、几乎每天要为慕名而来的人看病。在采访王老的过程中,仍然不时有电话打进来问诊,王老总是认真接听,耐心解答,“也许和医生聊过之后病人们会舒服点”,王老接完电话后总要略带歉意地和记者说。

  现在王老每天都要写书、坐诊,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。目前,王老已经著书25部,出版16部,未付印的9部,手头还正在写着两部。除此之外,王老爱好泼墨山水,行云流水间,胸中的豪气尽现笔端;王老亦爱书法,笔锋龙蛇飞舞,很有“毛体”之韵。

  王老坐诊时,亲切和蔼,父母之心尽显;王老作画时,却是快意洒脱,让人荡气回肠;而王老书法时,又是拙朴凝重,让人不禁回忆起曾经的岁月峥嵘,点点滴滴,难书更难忘。

  7月底,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台播放的系列养生节目《红墙内的保健医》在当地创造了一轮收视高峰,王老是节目中最重要的嘉宾之一。作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和行政秘书,王老进入核工业之前,曾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。现在虽已时隔60多年,但王老对自己成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时的每段情景依然记忆犹新。


  

  “五大书记”的保健医生

 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6年的初夏,那时我还在军委卫生部工作,当时我接到的任务是为毛主席检查视力。我还记得那天下午,阳光明媚,我和卫生部的副部长傅连暲一起赶往毛主席的住地王家坪。主席住在一处由三孔砖窑组成的平房内,办公的地方就在中间的窑洞

  我们到的时候,毛主席正伏案办公,看到我们,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。当时主席并不认识我,傅连暲连忙跨到毛主席身前说这是王医生,今天来要给您检查一下眼睛。当时正是内战爆发的前夕,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,达成和平协议,但是蒋介石却利用此段时间调兵遣将,积极备战。在这决战爆发前夕的短暂平静中,毛泽东每天工作得更加辛苦,由于用眼过度,因此卫生处想对他的眼睛进行一次全面检查,不过因为怕毛主席不同意进行检查,所以这次采取了“突然袭击”的办法使他不好推却。果然,傅连暲和主席协商了一下后,毛主席同意了检查,检查结果,主席有些轻微近视。我问主席用不用配眼镜时,主席和蔼地回答说:“看东西不碍事,就不要配眼镜了。”

  1949年8月下旬,开国大典即将来临,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,各界人士的代表云集北京,毛主席已经搬进中南海居住。一天,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找到我,郑重地对我说,“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,现在想了解一下你有什么意见?”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一下子有些胆怯起来,虽然我曾经为主席检查过视力,近距离接触过毛主席,但做保健医生是项重大的任务,因为我知道,当时毛泽东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人们的希望、理想和依托;毛主席的健康就是全国人民的财富,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是一项巨大的荣誉,但荣誉在其次,首先要考虑的是我自己能否有这样的水平来承担。当时我记得由于激动和不安,说话的时候嗓子都发干,声音也有些颤抖,在犹豫了一下后说,“我去,但怕做不好!”。看到我答应,罗道让对我说,“那就去吧,在毛主席身边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,只要踏踏实实、兢兢业业地工作,就一定会把这个重大的任务完成好的。”从那时起,我就成了毛主席的保健医生,后来还兼任了毛主席的行政秘书。

  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,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年,我看到毛主席基本上保持了苦难人民的生活习惯,和普通百姓一样吃五谷杂粮,从没有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,也没吃过任何补品。

  不过,作为保健医生我有两项任务没有完成,一个是没有帮主席把烟戒了,另一个是进城以后,由于体力活动减少,主席逐渐偏胖了。这是两个遗憾,我没有完成任务啊。

  除了为毛主席当保健医,在刚开始的时候,我同时还担任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这四大书记的保健医。后来,由于任弼时同志英年早逝,中央对领导的身体健康更加重视,并为每位领导配备了专职的保健医生。

  1953年底,我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,还要学习更多专业的知识才能满足如此重要岗位的工作需要,就提出去苏联学习。知道消息后,毛主席曾两次跟我谈话,希望我再晚些去,直到我第三次向主席提出出国学习时,主席才答应。

  不敢再喝酒

  在为这几位党的领袖服务的过程中,还有一件对我比较有教训的事。1950年,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调离中南海。当时中南海里的医疗保健工作都由行政处管,因此当他临走时,处领导就叫我一起吃了顿便饭,为伍云甫饯行。席间在座的人都很高兴,我本来不会喝酒,不过当时气氛热烈,我也乘兴喝了一小盅白酒。这时,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突然来了,说刘少奇有些不舒服,让我赶快去看一下。

  于是我急忙跟着石国瑞去了刘少奇办公室。在给刘少奇查身体的过程中,我只能一直低着头,更不敢多说话,怕酒气从口中喷出来,使刘少奇闻到难受。当时刘少奇坐在办公室桌旁的靠背椅子上,疲惫地闭着双眼。我检查了他的心肺,在量过血压后,认为刘少奇感到头晕不适是工作过于劳累引起的。这时候要下诊断了,于是只能别过脸对刘少奇说:“少奇同志,您是工作太累了,休息一下就会好的,不用吃药。”“好!”刘少奇低声同意道。我就赶紧退出了刘少奇办公室,始终不敢把头抬起来。当时我内心异常忐忑,总觉得虽然自己一直低着头,刘少奇大概还是会看出喝了酒的神态,自己带着酒气出诊,是很不应该的。

  虽说刘少奇没有批评我,但从那以后,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,再也没喝过一口白酒。

  为周总理“解惑”

  1963年,我为了让在国外所学的专业能有更好的用武之地,离开了中央领导人,进入成立不久的二机部辐射防护研究所,成为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。1964年,我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,研究核辐射生物效应。爆炸成功后,我从西北买了个哈密瓜回到北京看望周总理。

  见到总理的时候,总理非常高兴。当时他对我说,“我有个问题,正好可以问问你,你说在核爆炸的时候,为什么很多距离靶心很近的小白鼠并没有死,而很多距离较远的小白鼠却死了呢?”当时听周总理说完我先是一怔,因为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,想了下只好回答总理说,“有些动物就是没做核试验也要自然死亡,您说的这些小白鼠可能属于自然死亡的情况”,总理听后没说话,摇了摇头,显然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他的疑惑。我当时就深感没有能很好地回答总理的问题,后来也没来得及更详细地解释一下。因为核爆炸的威力不仅和距离相关,还要受地理条件、风向等的限制,如果恰好有土坡作为阻挡,又没受到原子风的辐射,那么距离近的小白鼠也可能存活。这件事时间过了快半个世纪,现在我想起了,还是觉得有些遗憾。

  王鹤滨:苏联医学博士,研究员,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,为中华核学会荣誉理事,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、秘书(中央办公厅任命),先后担任过公安部九局检验主任、核工业部安防卫生局局长、苏州医学院第一副院长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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