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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姓埋名十七年
文章来源: 日期:2009年09月17日

  王淦昌是我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,他的科学生涯与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壮大紧密相联。他指挥了中国核武器原理试验及中子发生器的设计工作,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。本期本栏目特摘编原子能出版社出版的《核物理学家王淦昌》一书中的相关内容,再现这位老科学家的卓越科学成就和崇高品德。

  王淦昌,1907年出生,江苏常熟人,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。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、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。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(学部委员)。

  在九所的那些日子

  上世纪50年代末,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上马,并且发展到关键时刻,苏联突然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,使得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中国人民决心卧薪尝胆,奋发图强,艰苦奋斗,自立更生发展核武器。中国要从头摸起,计划用八年时间,尽快研制出中国人自己设计、研制出的原子弹来。

  苏联专家撤走前夕,其中一位专家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,对刘杰部长说:“没关系。我们走了,你们有王淦昌。”

  1961年4月3日,一份盖有第二机械工业部红色公章的通知,郑重地送到王淦昌先生的手中。

  刘杰部长即日内约见他。

  “王先生,今天请您来,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”部长坦率地开门见山,深邃的眼睛闪烁着诚挚的光,语气中充满期望。随后,刘部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。

  党中央的决定,就像一把火,点燃了王淦昌那颗精诚报国的心。

  第二天,王淦昌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报到。

 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,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工作之一。因此,国家对全体工作人员不仅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,同时,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
  国家对王淦昌要求:绝对保密,要长期隐姓埋名,不得告诉任何人。

  “可以,我做得到。”

  有关部门叮嘱:需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。

  “行!行!”

  就这样,蜚声中外的著名核物理学家,在两天之内,就从科技界悄然“失踪”了。

  这一“失踪”,就是17年之久。从1961年4月3日起,王淦昌改名王京。

  核武器研制是一个复杂的、多学科的庞大系统工程。从过去长期以个人或小群体为主的基础研究领域,一夜之间来到九局这个大科学体系的群体研究领域,作为技术工作的主要指挥者之一,王淦昌需要完成他科研道路上的重大转折。

  一入所,王淦昌就向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严格的要求。

  办公室里,白天,热火朝天地攻坚;晚上,灯火辉煌,灿若白昼。

  他的事业心很强,要求严格。为了千方百计尽快研制出原子弹来,他要求做的工作,必须马上就做,恨不得即日内就拿出他要的结果。为此,有时他不顾情面,无论是谁,劈头盖脸就批评一顿。他甚至涨红着脸,大声地吼着发脾气。然而事情过后,他又常常找到对方谦和地赔礼:“对不起,是我不好”,“我脾气太急了,请你原谅”。老师的自责,反而密切了师生之间的情感。

  王淦昌虽然学识渊博,经验丰富,却十分谦虚、好学。有时,他会当着众人的面,向青年们请教。

  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,我拜你为师,请你给我讲讲,这是怎么回事?”为了弄清一个问题,他一问,再问,一直到彻底明白为止。每当这时,他都十分高兴。有时,他会郑重地向“先生”鞠个躬,道声“谢谢”。

  作为高级科学技术领导人,王淦昌却经常身着呢子裤,亲自在实验室里做实验,亲自动手清洗橡皮管,管理仪器和设备,亲自教大家如何做实验。这些工作,他一做就是连续几个小时,有时,他实在太累了,才歪在沙发上稍作休息。

  有一次,他来到实验室,正赶上年轻人们都去吃饭了,看着室内仪器设备狼藉的样子,他十分恼火,怒气冲冲地一连敲了几个办公室的门,各个房间都人走室空。最后,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。

  “小刘同志,人都哪里去了?”王淦昌的脸涨得通红。

  “王老师,下班时间早过了,人们都去吃饭了。走吧,王老师,吃饭去,不然就饿肚皮了!”

  王淦昌顾不上饿肚皮,一边叫小刘与他一起往箱子里装仪器,一边气呼呼地唠叨:

  “吃饭急什么?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,就没有上下班之分!也没有星期日,只有星期七!”

  “科学工作者必须有牺牲精神……不想问题,不关心问题,就出不了成果!”

 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,王淦昌的这些话就传遍了整个科研室。在他的带动下,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,更加废寝忘食,昼夜苦斗,决心早日研制出中国的“争气弹”。

  青海草原上的“王老头”

  1962年,实验部的大队人马和设备,需要尽快向青海草原的试验基地转移。

  “草原大会战”的号角吹响了。

  王淦昌在动员大会后对青年们说:“应该到草原去呀,年轻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干一番事业。我在年轻的时候,就跑了很多地方。”

  青年们义无反顾,打好背包,挎上行囊,豪情满怀地奔赴征程。

  年过56岁的王淦昌,怀着崇高的夙愿,谎称去西安工作,与妻子儿女告别。

  妻子吴月琴,温柔、贤慧而豁达,多年来,一直勤勤恳恳地细心照料着王淦昌的衣食住行。

  “西安那边很热吧?有没有蚊子咬?”妻子一边打点着行囊,一边关切地问。

  王淦昌却没有时间考虑“热不热”、“咬不咬”的问题,心里想的只有国家的重托、周总理的嘱咐:

  “中国要在八年内研制出原子弹来!”

  广袤的金银滩,平均海拔在3200米以上,年平均气温是零下0.4摄氏度。这里风沙很大,高寒缺氧,霜冻期长,人烟稀少,有时在六月里还飞扬着雪花。

  科技人员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,忍受着头晕、目眩、心悸、不思饮食等高原反应,克服着水土不服等重重困难,在食品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奇缺的情况下,吃着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,艰苦创业。

  王淦昌是青海草原上最年长的科学家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他与大家一起生活,一起工作,毫不特殊。他常常是一顿饭一个馒头,一杯清茶。

  他对身边的人说:“搞科学研究的人,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事业的科学工作者,不能怕艰苦,不能过多地考虑个人生活。饭吃饱了就行。我们甚至可以过原始人的生活……”

  草原上,调皮的年轻人都在背后亲切地叫他“王老头”,得知大家对他的这个称呼,王淦昌笑了。他用双手抚摸着自己微秃的脑门,喃喃自语:“不错,我是老了。”回想起一年前,为了作纪念,自己拔下几根白发,默默地塞进了实验工地石缝中的情景,他不禁感慨万端。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国家的核武器研制上,恨不得明天早上就在大漠深处升起一颗“人造太阳”。

  在实验基地,哪里有困难,王淦昌就到哪里去。

  他常常冒着严寒,乘坐着像坐在“搓板”上一样颠簸的吉普车,奔波于凸凹不平的沙土路上,深入车间、工号和实验现场。有时,天不亮他就起床,顶风冒雪,穿着统一发的皮大衣、高筒靴赶到工号上与大家一起工作,还一起从一个饭桶里盛菜,打份饭,坐在小板凳上迎着风沙进餐。他边吃饭边与人讨论工作,有时还聊天,拉家常。

  雪域高寒地区的11月,天气出奇地冷,工作环境异常艰苦。由于气压低,缺氧,小伙子们走快一点都喘粗气。王淦昌连续几天忙着开会,会后,又匆匆忙忙地奔走于研究室、车间和试验现场之间,工作十分繁忙。

  由于过度劳累,他的血压又升高了,感冒、发烧,不断地咳嗽。即使这样,他还是拼命地工作,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,连药都顾不上吃。一到实验基地,他就进工号。一到爆轰试验现场,他就逐项检查各种实验装置的准备情况,逐项与工程技术人员一一讨论、落实。

  1964年9月,第一颗原子弹开始进行紧张的装配。这是非常关键的技术工作。深夜,王淦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翻身下床,叫醒了警卫员,驱车赶到装配车间。

  在车间负责人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陪同下,他了解了加工全过程的工作进展情况后,就聚精会神地守候在机床旁,看着工人操作。

  工人们都劝他:“王院长,你放心回去休息吧。我们会把工作做好的。”

  王淦昌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炸药部件,说:“没事没事,我来看看,向你们学习!”

  大家了解他的脾气,在这个时候,任何人也劝不走他,因此,就给他找来一个行军床和两条军用毯子。

  时钟到了清晨三点多,主要的配件装配完毕。这时,王淦昌才疲惫地回到宿舍。洗漱过后,仅仅躺了两个多小时,他又神采奕奕地来到了车间。

  1964年10月16日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王淦昌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,像年轻人一样拍着手跳起来……
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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